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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民族传统法律体系与当代草原环境的保护
来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009-07-0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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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草原,属于欧亚大陆草原的组成部分,位于北纬38~50度。这一区域海拔较高,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温度变化大,是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干旱少雨多风。地貌以戈壁、沙漠、山地、草原为主,也有森林分布。土质质量低,沙性土壤分布广,易遭风蚀水蚀而荒漠化。地理结构和自然类型复杂多样,生态系统脆弱而敏感。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异及人类活动加剧使西部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盐渍化加剧、森林资源锐减、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等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日益严重。因而,如何保护这片草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生态安全的重大课题,我们应当充分认清当前生态环境的严峻性,采用一切有利于草原环境保护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手段,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当前,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方略。中国所要建立的法治国家必然是一个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文明的法治社会。我国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治理与保护也必将走上法治化的道路。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证明用法律手段保护草原环境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草原环境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虽然我国就草原环境保护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并开展了草原保护执法行动以及一定规模的普法宣传。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生态环境遭破坏的现实。在我国现行的草原环境法律治理中,还存在着立法不完备,地方立法本土特色不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运行机制不完善,法律效率较低,社会维权成本过高,公众对草原环境的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杂乱地存在着,在其背后存在着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法治精神之间的错位。法律制度是某种可以迅速变化的因素,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和可构建性。法律秩序是相对缓慢变化的因素,其虽然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得到暂时性的维护,却不能不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相比之下法治精神是更具‘长生性’的因素。人们可以一夜之间构建出一个完善的制度,却无法迅速普遍地在人们心中树立法治信仰”①。目前,国家法对草原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作用的发挥,成效还不显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法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没有走进人心、贴近社会。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没有秩序了,相反,人们的行为大多数是被牢固地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的规范秩序内,甚至内化在乡民的内心深处,成为比国家法还管用的无形的指令模式。在今天的草原牧区社会中,许多人依然偏好由习惯、民俗、土政策、土办法等民间习惯法来解决问题。这说明,在草原牧区,除了国家法之外还存在着能够有效规范人们行为的民间习惯法,与此同时,传统时代在习俗禁忌基础上形成的古典成文法也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这些似乎更能牢牢扎根于民众,更能有效地作用和规制着牧区社会及人们的行为。建立在民间习惯法及传统成文法基础上的草原保护行为规范,反映了蒙古人古老的法治信仰和民族的认同性,这种行为规范是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的法治精神所决定的,因此,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借鉴价值。
 
  一、蒙古民族生态意识及与之相关的习惯法
   
  数百年来,蒙古人一直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高寒地带,生态环境的脆弱、地理环境的恶劣,使他们在同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观念及行为,从而使善待大自然、回报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基本生活理念和追求。与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否,显然是成为了蒙古民族生存的选择尺度。蒙古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和植被条件,决定了这里不适于大规模开垦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而游牧经济活动则是适合于保护和维系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生产方式。蒙古族先民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摸索,逐渐认识到了能够更好地适应高原自然环境的生产方式,最终选择了游牧经济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游牧经济是草场、家畜、人三要素组成的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因为自然因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据主要位置。蒙古人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不是采取征服或者是掠夺的方式,而是采取了适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即根据季节、气候、雨雪条件和草场长势等状况经常迁徙移动的游牧经济的模式。蒙古民族面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作出的这种选择,既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是适应生态环境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蒙古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内容。
  
  “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游牧民族领悟到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统一整体中,相互间密不可分,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遂形成了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论观念。把天与地视为万物之源,人类万物又有赖于天地而生,是游牧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古老的认识,也是他们最早的哲学思维。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再加上这种质朴的自然观,导致草原游牧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崇拜自然、依赖自然、适应自然的观念。”⑤(P331)草原游牧民族产生这种观念和自然崇拜现象无非是基于两点,一方面是自然给与他们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空间条件,他们出于对自然感恩的愿望所致;另一方面是自然也会给他们带来种种灾难和威胁,导致他们对自然产生畏惧。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感受和理解,直接转化为对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崇拜。
  在蒙古族的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苍天和大地的崇拜。早在16世纪以前,蒙古族信仰萨满教时期就有崇拜天地、祭祀苍天的习俗。萨满教在解释世界和万物的本源时,把“天”作为最高的、决定性的力量。认为“天”不仅造化了自然界和生命,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和宇宙世界的主宰者。人间祸福、朝代更替、四季循环、万物兴衰,都是天意所定。宇宙万物生灵都是“天”的,由“天”安排世上万物生灵的生存、发展和命运。蒙古族“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赵珙:《蒙鞑备录》)。“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敬 地;人所己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彭大雅:《黑鞑事略·其常谈》)因此,蒙古族游牧民遵循天命、崇拜天地、服从天地的信念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移的。
  在这种习俗中客观地存在着一些原始宗教的色彩,可实际上这无不体现着对天地、对自然界秩序的尊重。所以崇拜苍天是草原游牧民族出于对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一种由衷的赞叹和深深的敬畏,是领悟自然,觉悟自己,把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完全融入大自然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映。在这种意识和理念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顺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行为模式。他们祈求苍天、祈求大地、祈求大自然赐福消灾,帮助人们战胜困难,战胜各种灾害,最终获得幸福。在这种祈求期盼中表现出的恰恰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换句话说,蒙古族游牧民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在树立适应自然环境的意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的同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保护大自然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而且这些习俗一直传承到今天,仍然被蒙古族牧民所遵守,并被反复适用于调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成为了具体的有约束力的习惯法。这其中就有许多关于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习惯法对草原生态环境起着积极的保护作用。这些习惯法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还“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为一种独特的结构。法律极少是成文的,没有专门的司法制度,没有职业的法律家阶层,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著作。法律没有被自觉地加以系统化。它还没有从整个社会的母体中‘挖掘’出来,而仍然是其一部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由此类习俗与禁忌混合而成的习惯法。⑧(P58)
蒙古族习惯法涉及的内容较多,范围也很广。有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如山水、河流、草原、森林、土壤、植被、牲畜、飞禽、走兽等;有生产生活方面的,如居住、搬迁、转场、出行、打猎、婚姻嫁娶、丧葬习俗、剪发、取名等。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的禁忌习俗有:
  1.关于敖包、神山的禁忌。敖包祭祀是蒙古族的古老传统,融合了与长生天沟通,祈求神灵保佑等丰富的内容。在蒙古人长期以来游牧的地方到处都有博格达山、达尔汗山、腾格里山、汗乌拉山等被赋予了神化色彩的山岭或建有敖包的高地,这些神山和敖包均承载着蒙古游牧民的众多期盼和祈求,成为了神圣的地方。因此有关神山和敖包有很多禁忌习俗,如禁止在敖包或神山上挖土移石、采伐花草树木,禁止在神山上或敖包附近打猎,禁止以污秽之物污染神山,禁止在神山上打闹喧哗,路经敖包时应下马并捡些石头置于敖包上,等等。
  2.关于河流、湖泊、水源的禁忌。禁止将污秽之物及奶乳扔入湖、河、泉、溪里;忌挖堵泉眼;忌在泉眼周围便溺;忌挖渠改变河道;忌在湖河处洗衣物、堆置脏物;禁止人们从井口迈过,禁止将已打出的水倒回井内;忌打捞水中动物。
  3.关于草场、土地的禁忌。在牧区,人们严守“不动土”的原则,严禁在草地上乱挖乱掘,以免使草地“受伤”。牧草生长季节禁忌大规模频繁搬迁,以避免践踏生长中的草场,如遇搬迁时必须将炉灶坑、桩子橛子坑等填埋平整。
  4.有关狩猎的禁忌。蒙古族传统狩猎忌猎杀怀胎、带崽的母兽,若猎取十头以上的兽群,总要放生几头,忌猎捕领头兽;忌猎捕幼兽;忌猎捕飞禽;忌捣毁鸟窝,驱散飞禽,毁坏禽蛋;忌食用鸟肉禽蛋;忌食用任何爪类动物;忌食用圆蹄类动物肉(驴、马、骡等);忌捕捞水中任何动物,忌食用鱼、蛙等水中动物。
  5. 有关火的禁忌。蒙古人历来崇拜火,他们认为火是圣洁的象征,可以涤除一切罪孽,同时他们也充分认识到火对自然环境,尤其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力。正是对火的这种自然力的敬畏,才逐渐演变成崇拜火的习俗,产生了许多关于火的禁忌,如忌向火上泼水,忌用锐器捅火,忌将家里的火种借给外人,忌运火时把灰撒在地上,晚上不倒灰,忌把清扫出来的垃圾与火混在一起,等等。
  这些禁忌不仅表现了蒙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敬、感激、畏惧和顺从之情,同时反映出了他们明智的生态意识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禁忌对蒙古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对他们的生活具有非常规范的限制功能,使得他们能够与草原、高山、湖泊、大地、动物等自然要素和谐共融,其结果对环境和动植物资源起到了保护作用。
  总之,蒙古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环境中把自己的宇宙论和信仰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起来,除了选择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相融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建立了根植于游牧生产活动的种种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尊重自然规律,善待自然环境的生态道德伦理观。蒙古族游牧生活中的习惯法就是在这种生态理念的有力支撑下,才得以起到了保护草原的积极有效作用。
 
  二、蒙古民族的古典成文法
   
  习惯法是人类最早出现、历史最为悠久的法。蒙古族习惯法是深深根植于蒙古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观念之中,经过社会实践的过程,被人们反复使用、调整、积累和净化,逐渐被蒙古族游牧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相沿成习,产生极强的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最终成为蒙古游牧社会里的一种被模式化的、广泛认同的、容易接受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样式。习惯法“存在的这种社会基石,是国家法发展的外部参照,能为国家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种很好的外来借鉴和参考。如能通过一定程序和手段,把民间法的这种认同基础合法化、成文化、规范化,转化、提升、过度到国家法中,必将能成为推动和保障国家法的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正所谓民间法是国家法的重要渊源,所以,一个好的国家法应当是建立在民间法的基础上,应当依托和衔接民间法。”②(P34)正是由于习惯法在民众中特有的这种影响力,才使得历代统治政权从民间法中汲取其有效的成分,将其移植到国家的制定法当中,使其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权威和作用,而且得到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
  早在八百多年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后,颁布了大蒙古国国家大法—《大札撒》。这部《大札撒》就是建立在蒙古游牧社会习惯法基础之上的蒙古族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札撒》颁布于1206年,曾经过两次大忽里勒台(1210、1218年)的修订,最终于1227年完成。由于这部《大札撒》没有被完整的留传下来,我们对其所涉及的内容和原貌无法全部了解,但是,从彭大雅的《黑鞑事略》、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多桑的《蒙古史》等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对这部法典的内容了解一般。2007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编写的《〈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一书,该书对《大札撒》作了整理和注解。《大札撒》中吸收了许多保护草原与生态环境的习惯法的内容,因而产生了良好的环保作用。如《大札撒》第21款规定“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第56条规定:“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破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第58条规定:“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③又如,“禁草生而镬地。禁遗火而燎荒。禁于水中和灰烬上溺尿。禁跨火、跨桌、跨碟以及盛食物的各种器皿”;“禁打马匹之头面,战斗间隙,要放马于草地饱食,禁止骑乘”。④(P38)《大札撒》是一部立国安邦的综合性法典,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启了蒙古人生态观念由敬畏天地而形成的禁忌、习俗规范转而向法制化过渡的先河。随后的历代皇帝或部落首领均遵照这个传统,把生态保护内容进一步扩充并使之具体化,基本确立了符合自己文化、习俗传统的法律体系。历经元代、北元和清朝时期,蒙古社会的法律更趋完善,如《蒙古—卫拉特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律令》、《喀尔喀六旗法典》等法律对草原、江河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均有具体而可操作的规定。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令“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畋猎”;至元二十五年下令“敕驰辽阳渔猎之禁,唯毋杀孕兽”。自元朝忽必烈始,元朝诸帝都对保护野生动物下过敕(赦)令,规定了诸多禁猎区,禁止打猎野猪、鹿、獐、兔等动物,同时保护天鹅、鸭、鹘、鹤、鹧鸪、鹌鹑、鹰、秃鹫等飞禽,这在中国王朝史上对于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母畜和孕兽方面是最突出的。④[P62]
 1640年9月,以卫拉特蒙古巴图尔洪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为首的东西蒙古29位首领,在塔尔巴哈台山会盟,制定了著名的《卫拉特法典》。在这部《法典》中规定:
  —— 离开一地时因未灭掉火种致草原发生火灾,他人及时赶来灭活者,有责任的村落要送给灭火者羊一头。
  —— 从草原大火中救出畜群者,占有畜群大部分的主人要给他牲畜两头,小部分的主人给他牲畜一头以资褒赏。
  —— 对出于敌意纵火焚烧草原者要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 驱赶牲畜破坏用做王公牙帐之草场者,罚驼一峰、其他牲畜九头。
  《阿拉坦汗法典》规定:
  —— 偷取鹞之翎、岩雕之翎、狗头雕之翎、鹫之翎,罚牲畜二九。凡偷取水禽之翎、肉者,罚马一匹。
  —— 偷猎野驴、野马者,罚以马为首之五畜。
  —— 偷猎黄羊、雌雄狍子者,罚绵羊等五畜。
  —— 偷猎雌雄鹿、野猪者,罚牛等五畜。
  —— 偷猎雄岩羊、野山羊、鹿者,罚山羊等五畜。
  —— 偷猎雄野驴者,罚马一匹以上。
  —— 偷猎貉、獾、旱獭等,罚绵羊等五畜。
  《六旗法典》规定:
  —— 杀野驴者有罪。
  —— 生下三天的野驴驹不能杀,否则有罪。
  《喀尔喀律令》规定:
  —— 失火者,不论其人数多少都要没收其坐骑,毁什么赔偿什么,并罚一五;如果失火者自己将火扑灭,则不没收坐骑;作证者能得一匹坐骑,并从失火者那里得到一只。
  —— 如着火,众人中离火近者,无论是否得到指令都要前去扑救;若听到指令而不去救,诺颜罚一马,官人罚牛,百姓罚羊;谁中断了指令的传达,照此罚。
  —— 将旱獭薰死而不拿走者罚二岁牛。
  —— 修建库伦的地方,库伦内任何树木不论干湿都不能砍伐。库伦以外一箭之地以内不能砍绿树,违者没收其工具归发现者所有。
  —— 砍绿树枝者按砍绿树罚,砍干树枝者按砍干树罚。⑦(P141~154)
  这些法律条款把信仰习俗、民间禁忌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用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对蒙古社会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牲畜、草场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不难看出,历代蒙古社会颁布的一系列《法典》,在草原环境的保护方面,都吸收了传统习惯法的合理和有效内容,极大地体现了蒙古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的价值取向,充分反映了人与畜、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制思想和法治观念。
  由上可见,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把毁坏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不道德行为列为触犯自然规律的不法行为,严加制止。在这种理智的认知基础上,蒙古族民间产生了一整套保护自然生态的习惯法,而这些习惯法不仅在远古时期起到了保护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家园,而且成为了历代朝廷制定法律时必须加以重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说明蒙古族习惯法在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今天,面对草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状态,我们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数百年来在草原上世代生息繁衍走过来的蒙古族一贯遵循的习惯法对草原环境的保护所起到的独到作用和启迪。
  
  三、蒙古民族传统法律体系的现实价值
   
  蒙古民族的传统法律体系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是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逐步形成和创立的,它渗透于人们观念之中,并体现于人们的行动之中,所以它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蒙古民族传统法律体系正是由于牢牢渗透于蒙古游牧人的观念之中,所以才能够作用于蒙古人的内心世界,获得广泛而绝对的认同和崇尚,并且恒久、稳定、持续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所有成员,确保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现代法治是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的,但是,国家制定法并不是全能的、普适的、惟一的规范。道德、风俗、习惯等民间法及以此为基础的古典成文法也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已经证明,时至今天,蒙古民族传统法律体系在蒙古族聚居的草原牧区仍发挥着保护草原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还有其存在的独特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草原民族的主体性作用
  蒙古族与生态相关的习惯法及古典成文法作为一种游牧民自发的社会内部的生态规范和生态秩序,它具有源自于蒙古族游牧生活的根基,具有贴近游牧生产生活的优势。因此,与国家制定法相比较,它在本民族中的影响更大,对草原牧业地区的生态规范更直接更有效。习惯法中的生态禁忌对牧民来说就是良心的命令,违反这种命令会引起一种可怕的有罪感,这种自明的有罪感往往表现为自我行为的约束和精神强制,即心灵强制与神力强制。也就是说,违禁的后果将可能是心灵的恐惧和神秘力量惩罚的强制执行。这种从历史上沿袭而来的传统、风俗习惯对蒙古人来讲具有直接的规制作用,习惯对于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已经从内心认可并且愿意遵守它,由这种习惯或传统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更具恒久性。因此,重视或弘扬蒙古族生态习惯法及古典成文法更有利于在草原上生存的人们在主体上对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认同与规制,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主体性作用。⑥
  (二)对国家法具有补充价值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法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对人们权利和义务的界定,调整、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行为,法律越来越成为社会控制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在草原牧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仍然沿袭着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原因使得他们接受和运用国家法律的能量和频率不高。因此,指望通过国家立法来解决草原牧区的各个方面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的,完全依靠法律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对不平衡的社会作‘一刀切’的简单规范,再精密细致的国家法也无法对社会进行完全的涵盖,无法对千变万化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给予精确的规定,法律不是先知先觉的‘算命先生’,更不是料事如神的‘诸葛亮’,法律只是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基本的模式和框架,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存在弹性空间,法律存在一定的‘真空’区域。”②(P33)这种状况注定蒙古民族传统的法律体系还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国家制定法的替代而发挥补充作用。
  (三)具有过渡到国家法的转化价值
  如前文所述,在古代蒙古社会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历来非常注重将一些被民众普遍认同和遵循的习惯法吸纳或直接移植到国家制定法之中,这也为国家法带来了巨大的稳定性和高度的延续性,从而提升了国家法的认同度和权威性。因此,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中,尤其是关于草原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中,应当充分重视对民间文化及民间法中的积极有效的因素进行吸纳和借鉴。这些来自于民间的道德规范,或来源于原始宗教的禁忌或习惯,对于在草原上生活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从小就耳闻目睹,口耳相习相传,可以说已经内化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根基。建立在这种具有群体认同性的民间社会基石上的国家制定法,才会更具广泛的亲和力和权威性。国家法要产生作用,必须通过人们的反复适用与实践,人们普遍共同遵守形成惯例后才能真正生效,也就是说国家法是否成活,不能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力和威力,它应立足于民间,要受到民间社会的检验与评判。法律如果偏离了民间习惯法和其他社会规范,执行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显然,国家法的合法性、有效性不是完全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的,而是应该建立在社会内生的亲和力基础上,否则就无法形成和发展为行之有效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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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 蒋立山《中国法制报》,2008年3月2日
② 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2月。
③ 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
④ 奇格《古代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
⑤ 包斯钦 金海《草原精神文化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
⑥ 韦志明《民族习惯法对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能贡献》,《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6期。
⑦ 葛根高娃 乌云巴图 《蒙古民族的生态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⑧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3年。
 
(获“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
 
编辑: 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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