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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草原牧区经济的改革与创新
来源: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009-07-0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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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牧区是以绿色草原为主体生态景观、草原畜牧业为基础产业的特殊经济区域。我国的草原有3.9亿公顷,主要集中分布于中西部经济地带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约41%[1],其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的功能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草原牧区经济的改革与创新,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协调推进,逐步改变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和稳固边陲等有重要的意义。
     
一、形成了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
  20世纪80年代初,受农村种植业“包产到户”改革的启迪,把草场等同于耕地,将牲畜看作似禾苗,主要在保障生存、维护公平的原则下,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形成了“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以均等生产资料小规模牧户经营为主体的草原畜牧业经营制度,实现了牧区经济体制在微观层次上顺乎民意的变革。改革从生产领域延伸到分配领域以至流通、消费领域,实质上演变为一场财产权益关系的大变革。牧民不仅通过承包关系拥有了集体所有的草场的使用权,而且也借助购买行为等得到了具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重属性的牲畜的所有权,还拥有了所生产的畜产品的处置权与户营剩余的收益权。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三位一体,牧户成了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生产经营的状况直接关系到经济利益的获取与自有财富的积累,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积极性,草原畜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为牧区经济市场取向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牧区微观经济制度的变革,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雏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搬套性和非诱致性变化的特征,在解决了诸多旧矛盾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尽管牲畜在作价归户时价格低于其价值,带有较强的生存保障和社会福利性,但牲畜毕竟私有户养了,牧民拥有其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一切权利;而草场通过承包关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集体经济组织保留了所有权、牧户获得了使用权;再则,牲畜是畜产品的直接提供者,拥有牲畜就获得了短期的收益与财富,牧民自然对牲畜的关切度要比草场的高,“重畜轻草”的价值观念与“超载过牧”的经营行为仍在延续。草场使用权的主体是作为承包方的成千上万个草原牧户,由于户营经济处在分散的小规模、低水平等,牧户又为最基础的社会经济细胞,生活性倾向往往大于其生产性倾向,这样草场的使用经营主体对其的投入与管护能力低弱。草场的所有权主体自然是作为发包方的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其有的名存实亡,有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所有权主体和双层经营中“统”的一层实质上缺位,对草场的投入与管理也十分微薄。作为草场管理权主体的国家,实际上既是草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也应是草原基本建设的主要投资者,可是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和草原管理机构的不完善等,管理者的投入、管护与服务也不足。这样,由于所有者的缺位、使用者的总体能力不强、管理者的职能发挥不足等,使得草原建设、利用、管理等一直处于粗放掠夺式的低下水平[2]。牧户承包使用的草场,当时由于户与户之间的界线甚至村(嘎查)界的不分明,往往使部分草场处在谁拥有牲畜谁就占有使用了草场的自由放牧的“大锅饭”状态,这种草场使用权的模糊性,也是大片草场仍在严重退化的原因之一。草原畜牧业牧户经营的实施,既调动了牧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草、水、畜、林以及牧道等的固有组合与模式,忽视了放牧劳动的连续性和畜牧业对分工协作的特殊要求,给畜群组合、草畜配置、疫病防治、科技推广、产品收获等带来了一定困难,使得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步伐滞缓。
  草原牧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应在牧区深化改革的进程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中加以解决。为此,20世纪90年代,又展开了以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与完备为主要内容的“双权一制”改革。“双权一制”改革立足于吸收传统组织和制度资源的精华,在已经取得的改革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维持东方游牧社会特有的地缘血缘文化氛围中可以有效节约管理费用、充分调动劳动力资本的户营经济及村社经济的主体性,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理清财产关系、引入市场机制等方面多下了功夫,以进一步的制度创新保障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在牧区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地位。“双权一制”的改革,进一步明晰了草场的所有权、特别是承包经营权,在规范草场承包关系、标定牧户承包草场的范围与边界等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这样,牧户等对草场的使用权也成为包含一定占有权处置权成份的扩大的独立的使用经营权,加之草场的有偿转包、转租[3],草地产增贬值奖罚制度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实体(主要是牧户)承包或租赁的草场范围界线分明,使得产权更加明晰,责权利关系协调统一,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发展草原第一性和第二性的生产力。
  近年来,在草原牧区又出现了:围栏外的草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环严重,无畜或少畜户的草场比养畜大户的草场破环严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流转的草场破环严重[4]等。主要是围栏外的草场,牲畜可以随便啃食、踩踏;无畜或少畜户管理经营自身承包草场的能力弱,有的甚至被一些大户任意牧用;租赁来的草场不是使用者承包的草场,只要交清租赁费便可无节制的利用等,归根结底还是“公地悲剧”问题。有待于草原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创新[5],草原畜牧业基本经营制度的继续完善。
    
  二、进行了牧区经济组织的创新
   
  牧区经济的初步改革,解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的基层组织体系,形成了以牧户为主体的双层经营的经济组织形式,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然而,由于牧区户营经济存在一定的弱小性、分散性、封闭性、自然经济的倾向性特别是经济组织的单一性等,使得草原牧区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优化配置,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加速发育受到制约。特别是户营经济的小生产与社会供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趋加剧,成为草原牧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主要障碍。可见,牧区特别是畜牧业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等均提出了对经济组织创新、完善以及社会化服务与适度规模经营、产业化的迫切要求。
  为此,全面推进了牧区经济组织的构建和创新。牧区经济组织的构建,主要从牧区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在维护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牧户经济组织的地位不动摇的基础上,在建立比较完善的草场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的前提下,培植牧业大户,发展家庭牧场[6],鼓励草地、牲畜向育草养畜能手集中,逐步扩大畜牧业户营规模,提高其集约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牧户经济组织的小规模、分散和封闭的弊端。
  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牧区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改变牧区微观经济组织的单一性和弱质性,立足户营经济进行组织创新、保护和发展草原畜牧业等有重要意义。新型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分股合作制,在内是一种非市场安排的特殊契约关系,牧民(股东)为委托人而合作社(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代理者,民主办社、民主理财,动员和利用分散的社区资源,扩大“小牧经济”的外部规模,在适合组织进入、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再生产环节实行统一经营,使资源与收益的整合、配置合理。
   
  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在牧区分户经营之后自发或诱导产生的专业协会等多种类型的专业化生产经营组织。一般以牧区专业户(重点户)的发展为基础,在技术协作或行业联合过程中形成,如羊绒协会、羊毛协会、皮张协会、牛奶协会、肉类协会等。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起步阶段以社区合作组织为依托,社区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则以专业性合作为内容。社区合作组织是社区范围内,在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生产经营环节综合协调,直接组织规模经营。而专业性合作组织通过建立以加工销售企业为龙头的行业组织,间接扩大某些商品率高的牧户生产的外部规模。牧区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由牧户自愿组织各类畜产品的联销联产协会;也采取“公司+协会+牧户”的形式[7],龙头企业为了保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原料供给,以其具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人力资本及销售渠道,通过互利互惠的契约关系,带动大批牧户发展专业化、基地化生产而形成产加销联合体;产加销一体化是一种有效促进牧区规模经营和牧区经济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它把畜牧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不同经济实体与经济环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拉长产业链、提高科技含量来创造增值收益,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在大力发展草业专业户、草业公司等的基础上,组建草业或叫饲草饲料协会(草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而立草为业,并逐渐实现草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形成不仅从饲养业也能从草业获取利益的分配结构,加上草场的有偿承包、转包和租赁的实施,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牧民对草原的关切度。
  三、构建了牧区市场体系
  改革初期,牧区通过畜产品提价、取消统购统销制度、部分畜产品限价到价格全面放开等以搞活商品特别是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与政策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牧民自主经营和等价交换的要求,使牧户的经营与收益水平日渐提高,牧区商品市场经济有所发育。然而,也出现了似乎“一放就乱,一管便死”的现象。“放就乱”绝不是改革目标的失误,而是市场结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不完善。“管便死”不是不应该“管”而是“管”的办法不适当,是管理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适应其微观市场营销机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调节办法没有形成,管理“空白”与管理“回归”并存。
  为此,草原牧区大力进行市场体系的建设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完善,致力于形成有效的商品价值实现机制、公平交易的条件机制及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努力实现各类市场的完备有序、资源配置最优、经济效益最大。牧区市场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发育市场主体,丰富市场组织。长期以来在牧区畜产品交换中,一种交换形式是由政府统一定价或实行限价、基层政权协助组织货源,其供需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种交换形式是由外地商贩和牧民协商定价、达成交易、往往逃避税收,它同国营企业的经营行为是不平等的。两种交易方式中牧民无论处在卖方市场或买方市场,由于信息不灵、没有自己的代理人,交易方式或有强烈的依附性或原始而落后,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能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牧民作为生产经营所有者和各种风险的承担者其应得的利益却没有保障。只有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创造真正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的畜产品市场组织,才能为市场体系建设造就必要和有活力的组织基础,提高商品交易效率。牧区培植牧户、牧业草业大户、家庭牧场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还构建了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以及有关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的市场主体,也规范了相关的商业企业、加工企业以及牧工商公司等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把牧区一些专业性的协会建成了连接分散的牧户小生产与集中的社会大市场的纽带和牧民进入市场的桥梁,作为牧民进行商品交易的代理人及其利益的直接维护者。
   
  第二,建设市场体系,完备市场规则。根据草原牧区市场基础设施缺乏而落后的实际,大力进行了市场场地、房舍、设备、交通、通讯等“硬件”的建设。根据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水平,畜产品生产的结构和布局、畜产品的集散条件和流量流向,逐步建立了区域性的畜产品批发中心和区域内的一般批发市场,以及一定的集贸交易市场;在发展畜产品专业市场和拍卖市场,开拓畜产品期货市场等方面也有所突破。在发展完善畜产品市场的同时,还大力拓展了牧区其它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以及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特别注重市场制度规范等“软件”的建立和完善,废除、修正了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市场法律制度及市场主体和法人规则、市场交易规划、市场宏观管理规范等,依法照章重点监督和管理价格、质量和税收,打击、取缔不法商贩及交易行为,逐步完备市场制度规则体系,并使之成为市场运行和市场主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使无序化的市场向有序化发展。
  第三,完善市场流通的管理、监督与调节机制,防止市场失灵和混乱。全面推进价格体系和价格机制的改革,致力于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价格形式的单一化及价格水平和比价关系的合理化,充分发挥价格这一市场供求的信号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运用多种分配途径和利益调节手段对价格竞争的偏差予以纠正。依据市场供求状况与变动趋势,努力从总体上创造刺激生产、保障流通、稳定市场的利益调节机制,使牧区生产和流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四、开展了牧区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牧区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的经济机制等方面作了一些尝试。然而,前些年建立牧区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势头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畜牧业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近年来比较重视了畜牧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与一定的服务职能,而有些轻视了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本身的建设,殊不知龙头企业的服务功能是局部的、较单一的、有时是短期的,而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才是普遍的、全面的、长期的,龙头企业的服务只能作为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在畜牧业产业化与牧区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牧区及畜牧业社会化服务是面向弱质产业——畜牧业、弱势群体——牧民的服务对象较单一的特殊服务行业,相对而言其本身也是一个弱势行业、而且还有一定的公益性,所以各级政府的投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绝不能减少、只能保持不断的增加。“改革”就意味着政府少拿钱、甚至不拿钱那是不对的;然而,政府的钱如何拿、企事业单位怎样经营运作,如何调动单位及个人开展服务的积极性、怎样才能引导与保护牧民自觉自愿接受服务的需要等,均可以引入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方式方法。
  牧户家庭经营分散的小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草场、牲畜、牧机、资金、技术、管理诸要素的规模效益,也制约着牧用生产资料和牧民生活资料的有效供给和畜产品的销售,这就提出了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系统地进行社会化服务的客观要求。社会化服务的供给、需求与牧区的现代化水平、畜牧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以及市场经济发育密切相关。在牧区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遵循政府统一构建与民间自发组织相结合的原则,在引导强化牧户间相互协作服务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服务及外部服务的基础上,扩展协调乡(苏木)及县(旗)草原站、改良站、兽医站、牧机站、水利站、经管站等专业技术经济部门的综合全程服务,发挥并规范乡(苏木)、村(嘎查)基层政权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促进有关企业、公司、学校、科研以及社会团体等参与服务,逐步形成经济行政、有偿无偿、实体非实体、户村乡县四级有机结合的结构合理完备、功能齐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牧区畜牧业生产的技术服务主要是由兽医站、改良站、草原站承担的,一些地区把这“三大站”推向市场,财政不再承担其事业费和职工工资,实行有偿服务,往往是不成功的。在现实条件下,切断“三大站”与政府的联系,也往往就切断了牧民及畜牧业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联系,不利于牧区及畜牧业的科技进步。信息服务是牧区社会化服务的薄弱环节,在牧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还较低的条件下,由畜牧部门、商业部门等发布畜产品价格信息、畜牧业生产资料和牧民生活资料信息等,是非常必要的。
     
  五、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所优化,牧区综合改革全面展开
  
  草原牧区在重新塑造微观经营机制的同时,相应地重新塑造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改变了以计划调节为主体的传统计划经济宏观调控机制,形成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互补互促、协调一致、有机结合,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指导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8]。既增强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又努力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协调好市场的供求变化和生产的结构性关系,推进产品供求总量以至结构的平衡。在牧区经济宏观调控的优化方面,主要为构建以下的体系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体系。立足牧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基础条件,面向社会市场,制订科学有效的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牧区生态保护工程、社会公益工程和大型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牧区产业发展规划等,合理生产力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使其经济结构、生态结构及社会结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二是完善的市场体系。全面开放商品市场,多方培育其它市场,进一步搞活畜产品流通,形成开放、竞争、全国统一的畜产品市场,打破按行政区划、行政系统组织流通的封闭格局,培育多元的市场主体,进行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在主产区建设大型、规范、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畜产品批发市场,并实行畜产品交易风险保障制度等;加速建立健全市场流通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实现市场运行的规范化、法律化、有序化。
  三是产业政策体系。转换“以牧为主”的传统产业政策,形成以牧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协调合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并对牧区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实行扶持政策,对草原畜牧业实行保护政策。
  四是投融资政策体系。增加牧区的资金、技术、人力的投入,改变牧区资金短缺、技术相对落后的境况,切实增加供给、有效刺激需求,实现牧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制定投资倾斜政策,增加草原保护与建设、家畜改良和能源交通、文教科技、邮电通讯、电视广播、城镇市场等的投入,改善牧区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增强吸纳外资的能力。对草原畜牧业、乡镇企业的建设资金实行长期的低息贷款,对大宗的主要畜产品采购资金实行低息贷款,并保证货币的供给量,杜绝“打白条”现象的发生;避免金融业务和牧区建设之间的条块矛盾,切实增加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量。
  五是环保政策体系。草原牧区生态环境恶劣而生态地位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职能必须加强;把大力发展草业、不断增加绿色植被的盖度,创建宏大的牧区生态防护工程,固沙防风抗旱减灾,确保牧区人民的生存发展及全国的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及牧区省(区)重要的战略任务。
 
  近年来,牧区综合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新牧区和现代畜牧业的建设逐步推开。全部免除了牧业税、且牧区税费改革成果得到巩固,乡(苏木)镇机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乡(苏木)财县(旗)管”和“村(嘎查)财民理乡(苏木)代管”的财政财务管理体制已经确立并逐步推进,对乡(苏木)村(嘎查)债务成因分析解剖、有条件的地区已着手进行债务化解工作,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新型牧区合作医疗试点逐步扩大,牧区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9]。积极推进新牧区建设与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如,内蒙古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产业特征和农牧民收入水平,选定了100个新牧区新农村建设试点,特别是锡林郭勒盟东乌旗巴音图嘎嘎查被列为全国唯一的一个新牧区建设试点。
  六、草原牧区发展战略的转换
  当前草原牧区实施的一些“战略”或“工程”,可以概括为“收缩转移”策略。所谓“收缩转移”策略,主要是适当收缩草原畜牧业的总体规模,促进牧区人口向非牧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减轻人口及牲畜对草原的压力,遏制草原退化、沙化;实施“收缩转移”策略的主要办法、措施有:禁牧、休牧,围栏草场,舍饲、圈养,进行饲草料种植,建设生态移民新村、发展奶牛业等。
  “收缩转移”策略的制定,主要是由于盲目开垦、超载过牧等,使得草原的退化、沙化愈来愈严重,加之1999、2000、2001年连续几年的严重旱灾及其白灾、沙尘暴等,广大草原牧区可以说“赤野千里,寸草不生”,本来是生态屏障区、有的地域却变成了沙尘暴等生态灾害的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如果不适当收缩草原畜牧业尤其是牧养牲畜的总体规模、不转移生态严重恶化地域的牧民,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在“收缩转移”策略的实施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牧户及牧民不愿意舍饲圈养、种植饲草料、迁入移民点、发展奶牛业等,其公众选择性、赞同性不高,这说明“收缩转移”策略及其具体的实施办法、措施等存在问题,需要改变、调整、完善。
  “收缩转移”的实施,对牧民的生产、生活及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没有转移的牧户及牧民,一般要有两个月左右的休牧期,该期间牲畜舍饲、圈养,需要购买大量的饲草料,养畜成本增加,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有所下降,牧民增收困难,有的牧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下降,对其支出特别是生活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对其习俗、文化也稍有影响。转移到生态移民点的牧户及牧民,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草原畜牧业变为奶牛养殖业或第二、三产业,畜种结构由原来的羊(山羊、绵羊)牛、马等变为单一的奶牛等,牲畜饲养方式由原来的草场放牧变为圈养舍饲;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居住由原来的蒙古包变为统一的砖瓦结构住房,饮食结构由原来的一般奶茶、炒米、手扒肉、奶食品等俱全变为有的牧户没有手扒肉(因为不养羊)、有的牧户缺乏奶食品(因为不养牛)等。由于牧民不适应圈养舍饲奶牛或当地牛奶收购存在问题或良种奶牛不适宜草原牧区的条件等,有的牧户养殖奶牛失败,收入缺乏保障,生产与生活困难;有的牧户在开拓第二、三产业上遇到了困难。这说明草原牧区的人口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艰辛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的长期投入、全力扶持、耐心引导,既要妥善解决牧民的生产与生活、生存发展与享受问题,又要注意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
  草原牧区生态环境恶化严重,而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经营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落后,特别是长期以来没有步入生态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轨道是酿成如此后果的主要原因。草原牧区加速沙漠化的生态现实,已严重影响着牧区及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草原资源严重退化,草原及其草原畜牧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一大批牧民需要开拓新的主营产业,除大力发展草业主要是保护性的草业外,还要千方百计地拓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推进牧区工业化、城镇化,从而减轻人口对牧草资源的直接压力、使得大草原真正得以恢复更新;这就为草原牧区发展战略的转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同时,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牧业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绿色植被资源锐减而引发的荒漠化问题;草原牧区又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区,只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正在衰退的草原资源等是可以逐渐恢复的。
  
  可见,草原牧区应该选择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战略即可持续发展战略[10]。也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向国内外市场,立足地区的客观实际,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生态环境、完备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口素质为基础,推进生态经济恶性循环的传统产业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向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现代产业生产方式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走经济、生态、社会协调持续、高效快速发展的路子,逐步实现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合理、机制完善、功能高效、良性循环、进展演替。特别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要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及环保产业(生态畜牧业、生态草业、生态工业、绿色食品产业、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等);同时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及新兴产业的集约化、生态化及信息化,由粗放型、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持续式的生产方式转变。
 
  作者简介:王关区,男,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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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关区.我国草原退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4).
[3]刘慧,盖志毅,张国志.草原使用权流转与政府调控.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8,(2).
[4]包玉山.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PP.94-98).
[5]敖仁其,等.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PP.71—74).
[6]杨 丽.内蒙古牧民合作组织的现状与特点.北方经济,2008,(5).
[7]敖仁其.牧区合作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政策思考.北方经济,2008,(5).
[8]王关区.论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机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9]王关区.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北方经济,2008,(4).
[10]王关区.新时期草原牧区发展战略的探讨.理论研究,2006,(3).
 
 
 
 
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编辑: 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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