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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木之变”
来源:     2013-12-26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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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翟禹[i]

  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皇帝被北方民族俘虏的次数不是很多,前者有“靖康之变”,而后明朝发生了“土木之变”。

  一、“土木之变”历史背景

  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元廷北撤草原大漠,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遂与明朝形成对峙格局。

  永乐时期,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了东、西两个政治势力,明朝人称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刺。瓦刺首领脱欢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刺,立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汗,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经过脱欢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所及,西起中亚地区,东接朝鲜,北至西伯利亚南部,南临长城,时刻窥伺中原地区。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一月,从鞑靼归附明朝的阿儿脱台向明英宗禀报:“也先蓄谋南侵明朝,逼迫脱脱不花汗同从他的建议,脱脱不花不同意,认为蒙古部落的日常物资多依赖中原汉地,不宜逆天道而行事,否则会遭天谴。也先不听,并说:你不做,我自己去干,纵使占领不了大的城池,也要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多的剽掠物资,也足够了。也先还曾经派人潜入北京城,窥探明朝的动向。”由于未能取得代表东蒙古势力的脱脱不花汗的支持,也先的南下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瓦剌已然形成时刻都会对明朝发动进攻的局势。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以后人的视角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屡犯塞北,边境自此多事。”

  明朝方面,明英宗年少即位,崇信太监王振专权。王振结党营私,纵容其党羽贪赃枉法,私造大量铁制箭镞等武器,贩给瓦剌,谋取暴利。明朝北边防御体系自洪武时期初步建立,经过永乐、洪熙、宣德几朝的大力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和系统,但至正统年间,由于朝纲不振、权臣擅权、军政废弛,致使北边防御经营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北元诸部南下之心。

  二、“土木之变”经过

  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也先派使臣进京贡马。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四百七十一名,实际上止有四百一十四名,也先使臣号称二千二百五十七名,实际止有一千三百五十八名,买卖回回号称有八百七十名,止有七百五十二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二千五百二十四名,比号称的少了一千七十四名!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冒领赏赐。明朝政府查实以后,仅按照实际人数给其赏赐,结果这下惹怒了也先。他借口明朝使臣到瓦剌时曾许嫁公主于其子,这次所进献的马匹乃是定亲之物,而明朝方面却既失信又赖婚,还侮辱了瓦剌使臣,随意克减岁赐,于是大举进攻明朝。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兵分四路,拉开对明战争的序幕。也先亲率所部进攻大同,阿刺知院率部进犯宣府(今河北宣化),围攻赤城。脱脱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部众进攻辽东地区,另一支进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地区。

  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迅即兵败战死。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1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地区防御。由于太监郭敬在其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宋瑛、朱冕战死,石亨败退至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蒙古军队锐不可挡,大同以北各卫所守将纷纷撤退。同时,阿刺知院率军直抵宣府,素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宣府总兵官杨洪一筹莫展,坐以待毙。宣府至居庸关一带的城堡守将多弃城逃跑,致使北元军队长驱直入,逼近居庸关。

  而进攻辽东地区的脱脱不花率军逼近的时候,守城的将官却还不相信,而且将报信之人杖刑囚禁。等真正的大军压城之时,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总兵官曹义、太监亦失哈等人只有闭城自守。同样,明军在抵御进攻甘州地区的北元军队时,也遭到了失败。

  明军一再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师,震动了朝野。太监王振怂恿英宗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等人率百官竭力劝阻,明英宗不听,终于七月十六日,率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亲征军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史家记载不一,但根据学者分析考证,大概为二、三十万,其号称的五十万应该是一个虚数,目的无非是为了大造声势。亲征军于十六日晚到达唐家岭(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南)。十七日,到达龙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龙虎台村)。十九日,车驾过居庸关。二十日,过榆林站。二十一日,到达怀来城西。二十二日,到达雷家站(今河北省怀来县东)。二十三日,到达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成国公朱勇上章陈述,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野等均跪于草中恳请英宗还京,钦天监正彭德清、翰林学士曹鼎力劝不能轻进,王振仍然不听。王振的独断专权引起众将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人提议杀掉王振,未果,继续前行。

  二十五日,到达万全峪(今河北省万全县一带)。二十六日,到达怀安城西(今河北省怀安县)。二十七日,到达天城西(今山西省天镇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城南。到了以后,看到这里横尸遍野,众军恐慌万分。二十九日,到达聚落驿(今山西省大同县聚乐堡)。八月初一,大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跸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诸军在大同不敌北元军队、招致惨败的消息,突然又降临大雨,致使人心惶恐。

  因此,王振开始惊慌撤退,撤出大同。然而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省易县西北)退兵,让英宗到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省蔚县),不顾大同副总兵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反对,匆忙改变行军路线。行四十里后,又怕大军过境损坏家乡的自己家种的庄稼,又急令军队转道宣府,此时瓦剌大军追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战死沙场。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至鹞儿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辛庄子村西),寡不敌众,全部覆没。在八月十四日到达土木堡(今为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土木镇)。土木堡为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这里向东距离怀来城仅20里,向东北距离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80里,向西距离保安州(今河北省涿鹿县)40里,“地界相错,为往来之孔道。”随征的众臣建议进入怀来城,可凭城垣自守以防不测。但是王振以辎重车千余辆未到为理由,不肯进城,明军只好在土木堡驻扎。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没有找到水,致使明军严重缺水,士气低落,极大的降低了战斗力。

  十五日,瓦刺军诈退,并遣使持书来议和,无能的明英宗竟相信了瓦刺的议和行为,遂命吏部左侍郎曹鼐起草议和诏书,遣通事随瓦刺使臣前往议和。王振下令明军移营就水,瓦刺军突然从四面杀来,明军惊慌失措,未及抵抗便全军崩溃。当时,张辅、邝野等百余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明英宗带兵突围没有成功,无奈只好盘膝而坐,只有随身侍候的太监喜宁跟随,均被俘虏。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将军樊忠不久也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数人侥幸逃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或称“土木之役”、“己巳之变”。

  从中国古代军事史的战略战术上来说,土木之役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从瓦剌方面看,也先兵分四路,东路和西路从侧面出击,使明朝两臂受敌,也先、阿剌知院率领两路中路军攻击大同、宣府,有进有退,诈降诱敌,加之瓦剌蓄谋已久,蒙古骑兵素有游牧民族特有的机动灵活、变幻迅速的特长,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从明朝方面来看,战前毫无准备,临时仓促迎战,指挥官又为无才无能的太监,边防守将又多消极应敌,或固城自守,或弃城逃跑,在与瓦剌军队的对战中,疲于奔命,辗转反复,一再贻误战机,招致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有人主张迁都南避,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反对迁都,并拥立朱祁钰即位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百官纷纷要求严惩王振,马顺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怒不可遏,杀马顺、毛贵和王长随等泄忿,籍没王振家产,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死。

  同年十月,也先率北元军队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向明廷进行勒索。此时明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以于谦为首,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北元军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但景泰帝并不想派人迎回英宗。

  景泰元年(1450年),景泰帝朱祁钰遣都御史杨善往迎英宗,也先接见杨善,故意刁难杨善。杨善变卖家产,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将英宗赎回,英宗归途要许彬代替他写“罪己诏”。英宗后为景泰帝幽禁于紫禁城东华门外南宫,门外是大粪场和乱坟岗。朱祁钰命将大门上锁并灌铅,由锦衣卫看守,食物由小洞递入,实际上成为了囚犯。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密谋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以此年为天顺元年。因此,明英宗是明朝唯一使用两个年号的皇帝。不久,景泰帝死去,于谦以谋逆罪被杀,史称“夺门之变”。

  三、“土木之变”原因探析

  首先从经济上来说,中国北方游牧社会对中原农耕社会存在天然的依赖性,经济上的互补和联系不会因政治隔绝而中断,而且往往是游牧民族采取主动,迫使农耕民族接受与其发生经济上的往来。“游牧民族南侵的原因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经济体系之中。游牧经济有对自然变化的脆弱性,对农耕社会的依存性和工艺文明的迟进性。对农业社会的贸易与掠夺,是游牧民族解决经济稳定两个变换手段。”[ii]土木之变就是游牧民族使用武力强迫农耕民族与其保持贸易往来、互通有无的一次典型事例。

  在明代,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始终无法满足蒙古诸部的生产生活需求,因此,不断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贡市关系便成为整个蒙古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明朝却始终把通贡互市视为维护其北边防御、“羁縻”蒙古的一种手段,正如《明世宗实录》所记:“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因此,明朝一方面允许明蒙双方通贡互市,贸易往来,一方面又对贸易的规模、使臣的往来设置种种沿革的限制政策。

  其次,从政治上来说,也先暂时统一蒙古诸部以后,企图进一步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也先常常将明朝称为“南朝”,而以“北朝”自称,意图与明朝争夺天下。文献中有较多关于“南朝、北朝”的记载,例如:郑晓《今言》记载:“也先因与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明英宗实录》卷235“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条记载:蒙古骑兵“累至边索羊酒,且言来看南朝墩台。”因此,其南下进攻明朝也是蓄谋已久。

  四、余论

  土木之变是明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时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土木之变发生后,围绕明朝迎复英宗与瓦刺送还,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冲突、使臣交涉的事件。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终于南归,结束“北狩”生活,这既是明朝中央权力转移、朝臣经世思想变更的过程,也是瓦刺内部矛盾显现、经济依赖明朝供给的反映。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对蒙政策上,也以“土木之变”为鉴,日趋保守。

  ——原载于《敕勒川文化》2013年第2期


  


  [i]翟禹,男,满族,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蒙古史、内蒙古地区史研究。

  [ii]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探讨》,《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编辑: 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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